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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平贸易提示信息(2019.第9期)
更新日期:2019-03-01   来源:市商务局   点击:281  

       1.中美经贸磋商:相向而行 富有成效

  作者:高凌云《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16日 08版)

  【特别关注】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对技术转让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并就双边经贸问题谅解备忘录进行了具体磋商。双方表示,将根据两国元首确定的磋商期限抓紧工作,努力达成一致,并于下周在华盛顿继续进行磋商。可以说,这场由两国元首引领、双方相向而行的磋商,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磋商的富有成效也让全球松了一口气,原因不难理解。目前,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但总体而言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而美国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遥遥领先,且服务业发达,长期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和中心。中美经贸摩擦冲击了中美双方优势高度互补的市场选择结果,更打乱了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体系。因此,如果中美经贸磋商停步不前甚至无功而返,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所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将是笼罩在全球经济增长上的“乌云”。

  磋商不易 共识增加

  为推进中美经贸关系由摩擦逐渐回归正常化,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于2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继1月30日及3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2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后,中美双方于一个半月内再度会谈。由于要力争达成协议,中美双方都非常重视,来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也都非常大,都希望取得突破。为此,双方还于11日举行了由较低级别官员参加的预备性技术层面磋商,以便扫清谈判的一些障碍,为后面更高级别官员磋商“铺路”。因而,本次磋商毫无疑问是迄今中美围绕经贸摩擦的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次,极大地考验着双方的智慧、魄力和诚信。

  磋商不易,达成共识自然更是艰难。磋商过程中,可以想象中美双方为了各自利益,注定锱铢必较。但从现场照片和视频来看,会场上双方表情轻松,笑声不断,似乎是在证实谈判不断推进,共识不断增加。而且,从中美贸易磋商结束时那些图片的阵势来看,双方都是满意的。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表示,在此前磋商的基础上,过去两天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姆努钦更定性谈判“富有成效”。

  相向而行 重要进展

  相向而行,中美双方的分歧必然会减少。从本轮具体的磋商内容来看,中美两国磋商的重点仍然是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以及中方关切问题。

  顺应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方同意分阶段大幅增购美国农产品、芯片等;顺应鼓励创新,中方同意通过立法和加强执法等举措,保护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和打击网络盗窃;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形成原则共识。另外,中方还提出通过改革让国企等各类企业行为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健全法治环境等。

  除此之外,双方可能还需努力建立基本信任。美方担心中方有可能不遵守达成的协议;因为有前车之鉴,中方也担心美方即使达成协议又很快变卦,导致贸易冲突加剧。因此,双方商定,再接再厉,下周继续在华盛顿磋商。笔者认为,本轮磋商之后,中美离最终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又近了一大步。

  会谈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双方团队的磋商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互利共赢 找准方向

  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第二的大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经贸摩擦不该成为两国的选项,全面而长期的经贸摩擦更应避免。笔者认为,不仅中美双方,全世界都希望双方团队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相向而行,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寻求互利共赢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经贸磋商并不能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所有分歧,特别是经贸领域以外的分歧。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战略清醒,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应该加快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敞开大门搞建设,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简单说,就是按照既定的步骤和力度,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尽量寻求中美之间更多的利益共同点,化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显而易见,一个更加稳定、具有高度可预见性、完善的中美双边规则体系,对于具有广泛全球利益的中美两国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中美走出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肯定是不容易的,但不容易并不意味着不可行。事实上,中美两国领导人非常珍视相互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对构建新形势下的中美互动新模式存在诸多共识。我们期待,中美双方能相向而行,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成功构建以协商、合作、稳定为基调并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作者:高凌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美国应与中国协商对话找到解决方案

  ——为何美国政界学界多名重要人物撰写报告如此呼吁

  作者:本报记者 汤先营《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16日 08版)

  2月12日,多名美国前政要和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在首都华盛顿发布报告,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修正美中关系进程建言献策,呼吁美国与中国在寻求共同利益方面找到平衡。报告指出,对美国而言,一味打压和遏制中国并非长久之计,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与中国通过协商对话找到解决方案。

  联合发布这份名为《修正航向: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进行调整》报告的,是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报告作者包括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前负责中国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17名美国前政要和中国问题专家。

  报告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中关系还从未处于目前这么危险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危机时刻。报告建议,美国采取的政策不应该不可逆转地使中美两个经济体和社会脱钩。报告还说,美国必须避免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过度反应。

  美方人士担忧当前中美关系波折

  这份报告反映了部分美国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当前,美中建交40年来双方本着良好意愿建立起来的基础正在逐渐消解,令人痛心。4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邀请美国企业赴华投资,这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企业、民众都从经济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中美两国商界和学界的共识。事实证明,不仅是双边关系,中美还携手在国际多边场合合作,发挥了其他双边关系不可比拟的关键作用。而且,正如上述报告所建议的那样,美国与中国还存在诸多潜在的合作领域,包括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等。

  除了撰写报告的这17位美前政要和学者,近两年中美关系的波折还引发了不少从事中美研究的美国学者的担忧。今年1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布鲁斯·琼斯撰文指出,中美之间存在战略性竞争,但没有必要走向冲突。中美能够保持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在一些关键的全球问题的合作,比如流行病控制方面,也能够重启。对于华盛顿和北京来说,新挑战是如何建立机制来管理竞争和避免陷入冲突。

  纵观美国媒体报道不难发现,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学者刻意渲染中美竞争,甚至鼓吹中美经济“脱钩”,实际上就是与上述秉持客观态度的美方人士所提合理和建设性建议背道而驰。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美国国内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美国如果使两国交织紧密的经贸关系脱钩,最终可能会伤害美国的企业、行业和消费者,最终损害的还是美国的利益。当前美中经贸关系僵持的局面应该通过磋商谈判来解决。

  贸易战也对美国不利

  中美两国需要的是相互协作,相向而行。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会晤,同意共同推进以协商、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月8日,世界事务理事会西密歇根分会在大急流城举办中美建交40周年对话会,应邀与会的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中美之间存在分歧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正确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竞争”本不是一个坏词,竞争在国家关系中也普遍存在。但现在有人将竞争解读为零和游戏、胜者通吃,乃至预定赢家,这种想法对中美关系伤害很大,我们应当坚决摒弃。

  合作是中美最好的选择。针对当前中美关系,美国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中国的确想结束贸易战以避免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也遭遇不小打击。如果中国的经济下滑,美国企业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近期美国苹果公司下调企业营收预期,就是很好的证明。与此同时,美国即将在今年下半年进入选举季,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执政成果。在外交领域,美国与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关系已经让美政府应接不暇。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需要的不是扩大战线,而是缩小战线,甚至在大国关系方面取得突破,在适当的时候“见好就收”才是美国的明智之举。

  合作是中美最好的选择

  正是在上述形势下,人们看到中美经贸关系近来出现了积极趋向。自中美元首阿根廷会晤后,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开展了密集和有益的磋商,目前双方已就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共识。

  1月30日至3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中方团队在华盛顿与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带领的美方团队举行经贸磋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方团队专业、认真的态度赢得了美方同行的赞许。中方对美方此前提出的关切进行了坦诚回应。双方在缩小贸易逆差、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特朗普总统还在白宫接见了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

  2月14日至15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团在北京与中方进行新一轮磋商,双方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莱特希泽和姆努钦,充分肯定磋商成果,希望双方团队再接再厉,推动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此前,特朗普总统13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他认为最近一轮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白宫高级经济顾问、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形容“磋商气氛良好”,财政部长姆努钦13日在北京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

  对于中美之间进行的此轮经贸磋商,美国媒体和学界普遍持较为乐观的看法。美国传统基金会负责亚洲经济与技术政策的分析师赖利·沃尔特斯2月12日针对中美经贸磋商撰文指出,特朗普总统最近对未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表示乐观,特朗普也乐观地认为交易可以完成。沃尔特斯进一步指出,考虑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需要持续与中国就经济问题进行接触。文章指出,2017年至2018年间,美国和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总量达到了7490亿美元。此外,截至2017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额达到了108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海外投资的第15大目的地。

  当然,指望中美之间一蹴而就解决所有经贸分歧也是不切实际的。正如习近平主席15日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时指出,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

  下周,双方团队还将在华盛顿继续磋商。此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持续对话仍在进行。这也印证了上述美国政界学界多名重要人物所撰写报告观点的正确性,即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不是打压遏制,而是协商对话。(本报华盛顿2月14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汤先营)

 

 

  3.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巴西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

  2019年2月15日,商务部发布2019年第6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巴西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裁定原产于巴西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自2019年2月17日起,对上述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17.8%-32.4%,征收期限为5年。另外,商务部接受了部分巴西出口企业的价格承诺申请,对于不低于承诺价格的相关产品不征收反倾销税。

  应国内白羽肉鸡产业申请,商务部于2017年8月18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巴西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立案后,商务部严格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相关规则进行调查,在初步调查基础上于2018年6月8日公布了该案肯定性初裁裁定,随后经过进一步调查,作出上述最终裁定。2019-02-15  文章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4.欧亚经济联盟对华铝轮毂作出反倾销终裁

  欧亚经济委员会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第2019/152/AD24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中国,进口到欧亚经济联盟关税区的铝合金轮毂产品(俄文:Литые алюминиевые колесные диски)的反倾销终裁结果:裁定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铝合金轮毂存在倾销,涉案产品的进口对欧亚经济联盟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倾销与实质性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建议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铝合金轮毂产品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税率为33.66%,涉案中方企业名单如下表。本案涉及欧亚经济联盟税号8708705001、8708705009项下的产品。

  利益相关方应于2019年1月25日前提交本案评述意见。

  应《СКАД》铸造机械厂和《КиК》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申请,欧亚经济委员会于2018年2月26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铝合金轮毂发起反倾销调查。

  (编译自:欧亚经济委员会官网)

  (崔 涌编译)

  (文 璐校对)

  原文: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trade/podm/investigations/PublicDocuments/AD24_report.pdf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19-01-18

 

 

  5.美印会上演贸易大战吗?

  当地时间2月14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率团访问印度。外界预测,美印近期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将成罗斯此行的重要议题。

  路透社日前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重新评估在“普遍优惠关税制度”框架下授予印度的最惠国地位,或将撤销涉及自印度进口到美国的总价值约56亿美元产品的零关税待遇。

  经贸磕绊总不断

  外界普遍认为,美印近来这番经贸摩擦,导火索是印度国内生效不久的电子商务新规。

  2月1日,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工业政策与促进局牵头发布的电子商务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监管新规计划正式生效。有分析认为,新规旨在限制外国企业,扶植本土公司,对亚马逊、沃尔玛等在印深耕多年的美国跨国公司影响明显。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新规禁止亚马逊和印度本土最大的电商公司弗力普卡特与销售商签订独家协议,限制了他们打折销售的能力,并禁止其通过自己有股权的供货商出售商品。这意味着这些公司在印度快速发展的在线市场的经商方式受到限制,而这一市场到2027年的总价值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

  美印在经贸领域的磕绊由来已久。据悉,2018年,印度政府宣布了一项强制外国电商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印度本地进行数据存储的提案,并对电子产品和智能手机征收更高关税,遭到众多美国游说团队的强烈反对。更早之前,美国还曾对印度限制医疗器械价格的决定表示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止一次批评印度向美国征收高额关税,并在2018年11月取消了印度出口美国的50种产品的免税优惠。迫于压力,印度已将从美国进口哈雷摩托车的关税下调了一半。但特朗普政府对此并不满意。今年1月,谈及贸易问题,特朗普再次向印度“猛烈开火”。

  “不满的清单已经越来越长,现在又加上了电子商贸问题。”路透社引述一名印度官员的话称。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贸易代表正在对印度作为普惠制受惠国的地位进行重新评估,并可能在近几周内宣布结果。路透社认为,普惠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印度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受惠国。如果美国真的取消对印度的普遍优惠制,那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印采取的最强硬惩罚措施。

  伙伴也难逃大棒

  “莫迪政府推行电子商务新规,主要着眼于今年5月的印度大选,想在并不乐观的经济形势下寻找突破。”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眼下,距离大选还有3个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情并不乐观。2018年底,印度人民党在5个邦的议会选举中全部失利,这种惨败在其执政后从未发生过。

  “这表明在分层加剧的印度社会,莫迪政府的政策并未惠及更多中下层选民。电子商务新规及莫迪政府近期出台的其他扩张性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取选民,挽回失分。”姜景奎说。

  而在特朗普政府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印度仅为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按照2017年的统计,美国在两国货物贸易中的逆差只有229亿美元,但双方贸易的增长率和结构仍然引起特朗普政府的关注。

  “2009年,美国对印度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逆差总和是71.01亿美元,2017年上升到273.61亿美元,增长285.3%。在这期间,双边贸易额也增长了一倍多。过快的增长幅度引起了美国的重视。此外,美国对印度的服务贸易也处于逆差状态,双方在服务业上的竞争态势正逐渐显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贸易争端也较为频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立鹏向本报分析指出,诸多因素促使特朗普政府认为有必要趁机敲打一下印度。

  还有观点指出,美印之间近来频繁的经贸摩擦,实质是特朗普以制造业回归为主要标志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与莫迪大力推动“印度制造”计划碰撞的结果。

  上台之初,莫迪就提出重振“印度制造”政策,意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和出口大国。同样希望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政府从中感受到日益强烈的挑战。因此,即便印度是美国“印太”构想的重要伙伴,也难逃贸易“大棒”。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不针对某个具体国家。如果盟友或伙伴在对美经贸上表现不好,美国照样出手,此前对日、韩等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就能证明这一点。”姜景奎说。

  摩擦将成常态化

  目前,关于是否取消或缩减对印度商品的普惠制待遇,美国官方尚未作出回应。

  “靴子”还悬在空中。不少关注的目光瞄向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印度之行。据悉,访问期间,罗斯将与印度商工部长普拉布举行会谈。有预测称,美印贸易、印度电商新规等问题都将摆上议事桌。

  “罗斯访印表明,美国仍然非常重视印度市场,希望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平衡。从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布局来看,力推‘印太战略’,印度是一个重要支点,美国希望稳定双边关系,而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孙立鹏认为,近期美国不太可能在经贸领域对印采取强硬举措,更可能通过施压,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砝码。

  姜景奎也认为,美印在战略层面仍有相互依存的需要,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有可能游说美国给予印度特殊照应。“另外,美印之间的贸易额不是很大,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还未明显显现,关键的谈判可能会在5月印度大选后再正式提上日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能松一口气。分析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会继续维持强硬姿态,不会轻易对印让步。

  而在当前胶着的选情下,印度对美示弱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莫迪政府强推电子商务新规,目的是为了在选前安抚国内中小企业的不满情绪。“无论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还是作为反对党的国大党,都暂时不会对美采取柔性态度,因为一旦示弱,就有可能失去选票。”姜景奎说。

  《华尔街日报》也认为,随着大选逐渐临近,印度政策制定者对美国企业的施压会不断加码,通过修改政策使本国企业获益。

  美印叫板还将持续。“双方经贸摩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升级,但会成为常态化趋势。”孙立鹏说。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2.15.

 

  6.俄罗斯拟修订食品质量安全法

  据俄罗斯塔斯社新闻消息,根据俄罗斯联邦2030年提高食品质量的战略实施计划,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社会福利监督局Rospotrebnadzor近日正在加紧制订一项引入食品质量新概念的法律草案。

  该部门新闻办公室称,该法律草案就食品质量的安全性、消费者特性、食品能量及营养价值、食品真实性将进行重新定义,并在立法上规定健康饮食的原则。

  目前正在进行该法律草案的部门间协调工作,届时文件将按规定流程提交给联邦政府。

  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对此高度重视。据他在日前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称,若Rospotrebnadzor食品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应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他将重新考虑该部门存在的意义及合理性。 来源: 食品伙伴网2019.2.15.

 

  7.加拿大拟修订帐篷和玩具条例

  加拿大卫生部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以便修订目前帐篷的标签和易燃性要求并对“玩具条例”作出相关修订,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3月23日。“帐篷条例”目前适用于由织物或其他柔韧材料制成的便携式住所,如野营帐篷、冰钓帐篷和帐篷餐厅。儿童帐篷也受这些要求的限制,无论其是否打算提供住所。这些要求不包括受加拿大国家建筑规范约束的帐篷,以及檐篷、遮阳篷、防水布、帐篷拖车和空中支撑结构。

  加拿大当局表示,目前的帐篷标准是为解决棉帆布帐篷的易燃性问题而制订的。然而,在今天的市场上,大多数帐篷是由合成的重量较轻的材料制成,如聚酯和尼龙,具有与棉帆布不同的燃烧特性。因此,加拿大卫生部官员认为,现有要求不太适合解决加拿大消费者目前使用帐篷的易燃性风险。加拿大卫生部补充说,目前的条例还可能妨碍行业开发和使用帐篷材料,这些材料从风险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无法满足目前的监管要求。

  除其他外,这一修订将需要用CAN/CGSB-182.1中规定的要求取代目前的要求,CAN/CGSB-182.1是加拿大通用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新标准,预计将于3月31日公布。条例的主要变化包括:

  • 将帐篷条例的产品范围与CAN/CGSB-182.1的产品范围统一起来,其中包括帐篷拖车,但不包括仅供室内使用的帐篷;

  • 提供一个更详细的帐篷定义,以更好地帮助行业确定产品是否包含在范围之内;

  • 为提高结果的一致性,并与最常用的实验室设备保持一致,制定一种风化程序(荧光紫外 和冷凝程序,用水喷淋),而不是三种(碳弧和氙灯选项已被取消);

  • 对所有帐篷材料采用单一的可燃性试验方法(垂直试验),而不是对地面材料(水平试验)和墙体/顶部材料(垂直试验)进行单独试验,以简化试验,降低成本并支持产品创新;

  • 增加从每个试验材料上切下的样本数量,并将在三种试验条件下(未经处理的(如出售的)、浸出后和风化后)进行的垂直试验从8个增加到10个(每个试验材料共30个样本),以解决结果的可变性;

  • 引入各种性能要求,同时取消某些其他要求;

  • 使用安全警示标志,以及保持出口清洁、不在帐篷上涂抹异物和确保有足够通风的警告说明;和

  • 要求儿童帐篷上的标签突出显示在产品的外部。

  作为此管理措施的一部分,加拿大卫生部还将修订“玩具条例”,以继续规范儿童游戏帐篷的易燃性和防火标签,儿童游戏帐篷只供室内使用。此外,该机构正在考虑根据“帐篷条例”禁止或限制在帐篷中使用化学阻燃剂,并根据“玩具条例”禁止或限制在游戏帐篷以及可能受可燃性要求管制的其他玩具中使用,包括玩偶、毛绒玩具和软玩具。加拿大卫生部表示,其产品安全实验室使用一些常见帐篷材料进行的初步测试表明, CAN/CGSB-182.1提出的可燃性要求可能在不使用阻燃剂的情况下得到满足。 来源: 香港贸发网2019.2.15.

 

  8.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应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是更为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与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关系?这不仅事关外界的关切,更事关中国的长远前途与命运。答案是,这个秩序必须具有如下特点,才可能存续与稳固,并增进中国本身与其他国家的福利。

  首先,必须与现行国际秩序相兼容。现行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国家主导、其他国家参与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最大。这与二战后美国的软硬实力独步全球直接相关。这个秩序在设计与运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崛起的中国”这个变量,或者说考虑的程度不够。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与潜能,崛起过程中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了大的冲击。内外环境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这就要求中国构建一种与现行秩序整体上兼容的秩序。

  在和平环境下构建未来秩序,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议题上进行互动,以确定新均衡点并进行动态调整。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中国主张并主导构建的秩序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为止:这个秩序既能充分展示中国的软硬实力,又能与现行的国际秩序兼容。其间可能会发生规模不等的摩擦甚至冲突,但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微小。外来影响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中国如果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扬长避短,就可望以较少的代价、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目标。

  其次,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华特色。从生物学角度看,不同的个体既有共同的基因也有不同的基因。共同基因使得人类“物以类聚”,即,构成人类社会、组成婚姻家庭。另外,基因会出现突变,大体上,展现出不适宜环境性状的基因会被淘汰,展现出适宜环境性状的基因会得到保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基因突变的重要性下降。

  作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的文明亦然。文明是对人性与人类潜能的挖掘与培育,具有共通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共通性构成不同文明交往的基础,而差异性构成不同的文明特征。文明的“改良”一般通过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来实现。没能实现改良的文明则有可能在世界大潮中走向没落。

  中华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并且经历了若干次的改良。这是中华文明强弱交替地传承数千年的主要原因,也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文明基础。中国在构建未来秩序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就是:再次辨别导致自身强大与衰弱的“成分”,保持强大成分、剔除衰弱成分、并与其它文明中的强大成分相结合,实现中华文明在现代性框架下的又一次“改良”,从而实现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塑。

  再次,必须不超越其能力界限。跨文明的治理成本巨大而高昂。从没有一种文明能统治全球,即其对全球有如此强大的软实力(包括辐射力与吸引力),以至于代表这种文明的国家(集团)能综合应用软硬实力做到“治全球如一国”。未来也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文明与国家。因此,每一个文明或者大国,都必须清晰“评估”其软硬实力的影响半径或领域,以免因为超越这个半径或领域而导致其文明与所代表国家的衰弱。

  全球影响力排前的文明中,伊斯兰文明的内在凝聚力比较强,但对外的辐射力与吸引力不足,硬实力也有限,这限制了其在非伊斯兰国家的影响力。基督教文明经过现代性的改造,内在的凝聚力与硬实力以及对外的影响力较强,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主导文明,但也没能实现软实力的全球均等化。美国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代表性国家,通过内外的制度设计,实现了程度空前的“聚全球人才而用之”与“领导全球”。但即使是在二战后与冷战后的软硬实力顶峰期,美国依然无法做到“治全球如一国”。

  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典型的地区文明,不可能在未来单独“领导全球”。即使到了软硬实力的顶峰期,其软硬实力与对外影响力也更可能会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若干国家,并在某些领域有全球影响力。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再次主导的秩序更多仍将是一种区域秩序。假如这种判断成立,中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未来秩序就比较清楚了。依照这种思路去构建未来秩序,也容易被理解与接受。其间难免会有曲折,但最终实现目标大有可能。来源: 《世界知识》2019.2.15.

 

  9.全球大变局:中国的方位与出路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国际政治的视角》等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大变局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大转折。全球大变局中我们身在何处?又将走向何方?时代的大变局、大转折呼唤我们理性的认知和进取的变革精神。

  全球大变局中我们身在何处?

  环顾当今时代的全球大变革,我们身在何处?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全球化发展出现大翻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国家主义治理范式强势回归,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等等。如历史惊雷般的大变局和大转折,等待着我们以超级理性的态度来把握和定位。

  (一)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的巨变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大变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球体系巨变。这一巨变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体系发展总体趋势的巨变。有研究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力点在1820 年之前一直在亚洲,但是之后经过一百年的历程转移到了欧洲和大西洋,现在世界经济的重力点在2010 年左右又重新回摆到亚欧边界,大约到2025 年左右回摆到亚洲大陆腹地。

  图表来源:Richard Dobbs et al., 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June 2012, http://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world-cities-and-the-rise-of-the-consuming-class.

  二是经济总量的结构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2018 年7 月发布的2017 年世界各国GDP 总量矫正数据,按照万亿美元为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11 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19.39,中国12.24,日本4.87,德国3.68,英国2.62,印度2.60,法国2.58,巴西2.06,意大利1.93,加拿大1.65,俄罗斯1.58。回望2007 年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5%。而十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则增长为美国的63.1%、日本的2.51 倍、德国的3.33 倍,以及分别相当于英国、印度和法国的约4.7 倍,巴西、意大利的约6.1 倍,加拿大、俄罗斯的7.4 和7.75 倍。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印度和巴西经济总量在十年内迅速上升为世界第六和第八。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07 年世界经济总量为57.6 万亿美元,美国约占24%,中国仅占5.7%。但十年之后的2017 年世界经济总量约为80.68 万亿美元,美国所占比例基本没变,仍约为24%,中国的比例则大幅上升为15.2%。

  三是国际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购买力平价指数(PPP 值)计算的话,到2014 年,美国经济总量可以说是自1870 年以来首次被其他大国超越,这个超越美国的就是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则声称,从2014 年到2022 年,中国的经济份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由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 快速上升到超过20%,而美国则会下降到仅占14%。其他衡量世界经济权力结构变化的指标还包括,到2013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大国,网络用户和电子商务交易量世界第一大国,等等。

  四是全球发展领域的结构性变化。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7%,占全球经济增长的2/3 以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发展融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第二,发达国家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提供援助的能力不断下降。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全球发展援助的比例维持在95%以上,但近年来持续下降。 2014 年OECD 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仅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29%,远低于自身承诺的0.7%目标,也低于上世纪90 年代的援助水平,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下降,其中2014年的援助支出就比上一年减少了16%。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来源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发达国家援助资金的依赖。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几乎相当于外商直接投资的4 倍,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援助具有绝对依赖性。但是到2015 年这种依赖关系彻底翻转,外来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额4倍以上,由此带动的对外贸易额更是高达官方发展援助额的43倍以上,外来直接投资已经在绝对意义上替代发达国家的援助,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二)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

  自1500年以来,西方世界裹挟着工业化和军事征服的优势,一直推动着世界沿着西方中心化的趋势演进,但是这一趋势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应对战略,如亨廷顿提出了保持自身文明独特性的文明孤立对策,基欧汉提出了维持制度霸权的战略,米尔斯海默提出了全球均势与遏制战略,等等。但这些战略对策好像都不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全球性大变革带来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这种挑战的非对称性。

  首先,这种挑战主要是非军事性的。当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既非搞军备竞赛,也非与体系主导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更没有哪个新兴崛起国提出争夺世界霸权的主张和行动。因此,西方体系主导大国的遏制策略较难找到用武之地,当然也就难以取得政策效果。

  其次,这种挑战更像是一种非对称性经济挑战。新兴崛起大国与体系主导国和发达国家集团在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源禀赋、工业化主导性内涵以及商业模式竞争方面都不在一个竞争轨道上,但是却对发达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形成了挑战。主要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在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源禀赋方面总体上大大低于西方国家,但是却具有大量充足的制造业劳动力资源和非常低的福利支出压力的优势,使之能够在投资竞争和制造业竞争中获得超过西方的优势。在工业化内涵方面,发展中国家接过了转移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快速走上了制造业工业化的道路,其低成本优势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造成了极大冲击。再有就是新经济和新商业模式在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创新性成长,给发达国家传统商业模式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和挑战。如中国的传统服务业本来就不发达,电子商业模式带来的冲击在经历一定的阵痛期之后已经慢慢被消化,进而西方国家具有优势的传统商业模式在中国很快就被新兴电子商业模式击溃。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商业服务业占到国民经济的总量的70%以上,甚至更高,新兴电子商业模式被人为抑制而难以获得发展的政策空间。于是,西方世界在新兴商业模式竞争中还没有感受到真正的挑战,就已经落伍。

  再次,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不是体制外对抗,而是来自体制内挑战。当今的主要新兴大国全面加入了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金融体制和全球资本交易体制,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控制等各种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西方主导性大国不是在与新兴大国的对抗中,而是在合作中迎来了新的挑战。

  (三)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核心-边缘”区位的颠覆

  按照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控制了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因而处于主导地位,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区,以便从核心区获得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但是今天非西方世界持续性发展和崛起为沃勒斯坦的理论带来了不同的解释: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太多的过剩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其制造业因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需要产业转移,其发达的技术需要找到市场以换取市场价值,贸易商也需要找到贸易商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恰好提供了这些机会和条件:

  首先,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国家建设走向了政治稳定,并能够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比如义务教育和交通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合格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只有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才能够找到,这是制造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广阔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工业化带来了庞大的资本需求、生产(原料、能源、设备、技术)需求、基础设施需求、贸易需求。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工业化主要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但是其所具有的人力优势,工业化起飞所造就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需求优势,工业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优势,等等,将发展中国家打造成了世界经济中新一轮工业化的核心区、动力源、世界生产的核心需求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区。

  放眼全球经济,世界发展的工业化任务,包括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目前,世界各国中除了OECD国家、部分实现了工业化的非OECD经济体和俄罗斯等少数转型国家之外,有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其国土面积和人口均占到世界的70%以上,它们亟待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工业化所需资金缺口高达1.9万亿至3.1万亿美元,其中仅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就高达1.6万亿至2.5万亿美元。

  在这种强大的工业化需求下,过去的十几年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增长,其中仅私人资本的投资就增长了三倍以上,2013年达到3277亿美元。.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积极开展的南南合作,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是增长迅速。这充分说明,由中国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引领的新一轮工业化,正在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扩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世纪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新一轮工业化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程度之深,远超原发工业化和后发工业化时期,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群体性工业化和群体性崛起,也必将带来更根本意义上的全球大变革。

  (四)国家主义治理范式的回归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国际国内治理的潮流,但是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大变革中,国家主义治理的回归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

  首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主要是国家战略驱动的工业化,其不同于原发性工业化国家几百年所经历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主的市民社会驱动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强政府驱动的典型特征,有些国家甚至是以国家资本和政府部门为主导力量推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主义的治理特征最为典型。

  其次是全球治理向国家治理的回归。在许多关键性全球治理领域,全球治理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庞大,而治理投资的最大受益方仍是各个具体的主权国家。如全球气候治理要求有巨额资金推动国民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这种谁投资谁受益的巨大利益链条最终推动了《巴黎协定》的国家治理方案的生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 年后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发展、消除贫困和低碳减排为核心任务,兼顾了国家发展目标和全球共同利益诉求,但是显然各个主权国家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受益者。因此,无论千年发展目标还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是以国家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方案。况且,全球气候治理和全球发展议程所要求的援助资金与需求之间有天壤之别的距离缺口,即便是那么微小的援助额要求,也始终没有得到落实和兑现。因此,全球治理回归国家治理方案也就势所必然,这正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

  再次,国家治理能力成为理论上和现实政治生活中被问责的对象。在理论上,弗朗西斯科•福山近年来的长篇巨著持续地问责国家治理职能和能力,指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和国家治理职能错配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繁重负担的主要根源。.在实践上,全球治理的任务最终要在国家治理中“落地”,.国家治理能力既决定了自身的发展能力,也决定了全球治理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程度。更重要的是,2008 年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检验,全球范围内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责任的苛责,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的内向化”——各国只愿意关注和履行与自身国内治理议程相重合的全球治理责任。

  由此,国家主义的治理在当今世界强势回归。

  (五)全球化的大翻转

  当前的全球大变局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全球化的翻转,各种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在这场大变局中竭尽能事,全球化的发展的确面临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波折。甚至当我们在回顾第一次全球化高潮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时,会不自觉地怀疑这一轮全球化大翻转会否走向全球化的终结。

  首先,这次全球化的逆转主要是来自全球底层和边缘“革命”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其负面影响在某些国家内部被空前放大和扭曲,各种民粹主义、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排外主义纷纷出笼,全球化的确在逆转。

  其次,全球化长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必然要有一个调整期,这个调整期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时就变得异常激烈。其中,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全球贸易不平衡等矛盾更为突出,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当前中美贸易战更是这种激烈调整的典型写照。

  再次,这次全球化的翻转因蔓延全球的极端反全球化政治思潮、政治运动和极端的国家去全球化政策叠加而显得更加激烈。本轮反全球化潮流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将从根本上否定全球化的思潮与极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政党政治、政治选举和国家的去全球化政策与行动(如英国脱欧)整个地贯穿起来,演变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全局性政治大变动。这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中美关系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

  2018 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转折元年。这一大转折以两个重大事件为标志: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中美贸易战,开启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矛盾的强制性调整。二是中国国内发展道路和战略的清晰化,以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启了道路自信的新探索。中美经济总量相加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约40%,贸易量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20% 以上,中美两国又分居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伙伴的前两位,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世界所有国家,成为影响全球化发展和世界贸易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中国国内发展道路和战略的清晰化,一方面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国内政策的走势,另一方面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美国战略界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判断,进而引发中美大战略上的合作还是对抗的较量。可以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和巨大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大变革中的最巨大的系统性影响变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根本走势。

  全球大变局中我们又走向何方?

  面对全球大变局和世界发展大转折,中国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又如何理性应对其中复杂的国际国内变动因素,进而制定恰当的战略策略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大致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保持战略定力,不犯方向性错误,中国的发展就不可阻挡

  发展是头等大事,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社会主义就是死路一条。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有段时期舆论上出现个别声音,认为发展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的过头了,牺牲了其他方面的建设。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建设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中国 40 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的成功经验就是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较好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恰恰就是没能把经济建设好,苏联国家政权的核武库超级强大,国家安全组织“克格勃”也极为发达和健全,但是却没有能够保住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因此,扭住发展这一核心任务不放松,执拗一点,顽固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就。

  当然,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挑战,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事业的干扰并没有止步,各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势力也并没有放弃对我国国内的各种渗透。但是只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得好,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扭住不放并取得发展成就,只要我们的发展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期待,那任何势力和干扰因素都动摇不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和决心。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居世界前位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我们在战略上不犯方向性错误,特别是只要我们不主动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干扰得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类文明成果学习,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自我陶醉、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境地。

  (二)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道路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40 个年头,总结 40 年来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就是我们顺应了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在国内搞改革,在国际上搞开放,把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立足点。这其中,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引进了先进技术,学到了先进管理经验,学会了在文化上吸收借鉴和更加包容,确立起了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路线。总结这 40 年的对外开放历史,成功的经验有很多,最宝贵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开放是一个学习和吸收借鉴的过程。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学习了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学会了文明互鉴和多样包容。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们 40 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是在学习和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达到的文明高度!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向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学习,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自我陶醉、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境地。

  二是在对外开放中确立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外交路线。通过对外开放,我们更加坚定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国际革命为纲的外交路线,走上了理性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与合作的外交路线。在今天,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将其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必须为内政服务,为我国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服务。如果我们坚持以国际革命和斗争为纲搞外交,那就没法真正搞对外开放,也就不能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40 年对外开放的经验说明,对外开放具有学习的功能和合作的功能,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向谁开放这一问题上,我们是吃过苦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我们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向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学习。本着这样的先进理念,我们在40 年的对外开放中,学会了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学会了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组织开展合作,学会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竞争中理性应对其中的复杂矛盾和挑战,而没有走回头路。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新形势,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引发了国内众多争论,有些不够理性的声音过分强调了斗争手段的根本性,而忽视了通过合作实现发展这一目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越艰巨,就越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越需要坚持倡导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就会不断地向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就会博采众长,吸收和借鉴到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站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最高峰取得新成就。

  (三)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推进新一轮工业化发展

  新一轮工业化在范围、程度和规模上颠覆了传统工业化的效应和发达国家在其中的支配与主导地位。有些经济学家把新一轮工业化引发的全球化模型称作“双回路”模型,即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形成了较高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层级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回路的较低层级。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又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技术、贸易和投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核心地位,位于较高层级。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边缘”格局,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被颠覆和重构,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仍然是在工业化中获取自我提升的关键路径;二是中国凭借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所处的位置,已经能够在南南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新一轮工业化不仅仅是所谓的工业化4.0,还有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所需要的传统制造业工业化。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就工业化4.0做出妥协的同时,还具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传统制造业工业化的巨大历史机遇。只要我们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中,坚持符合我国国力承受能力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需要的合作道路,中国就能够在新一轮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中发挥引领作用;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顺利步入群体性工业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中,中国的主导作用就是无可置疑的。

  当然,中国的这种主导作用和在南南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根本上还要靠自身在新一轮工业化中的技术、市场和资本优势,这些优势的获得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投资合作。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有清晰的认知和定位,即我们的重要角色更多地应体现在南南合作的工业化和全球化中,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中仍然是一个学习者、追赶者。

  (四)理性认知国家主义的回潮,既要坚定中国国家治理的道路自信,又要对国家主义的走偏保持警醒和警惕

  经济学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是大约每隔 20 年左右,就会有一次肯定或者否定国家主义的思潮,可能在冷战之后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盛行太长时间了吧,如今国家主义以凶猛之势席卷而来。概括说来,这一波国家主义的回潮大致包含三股潮流:一是蔓延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潮流;二是全球治理向国家治理方案的妥协和退却;三是新兴大国的国家主义治理道路取得成就并产生竞争性效应。在这三股潮流中,中国的国家治理样式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国家治理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国家主义治理样式,吸引了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赞赏的目光,我们自身也大大增强了道路自信。发展道路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强行推销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但是这并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需要,中国发展的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的选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道路本应该得到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尊重和借鉴,而不是贬低和排斥。同理,反过来说,我们也同样应该对自身的国家主义治理范式保持理性认知,在充分肯定自身发展成就和道路的同时,对国家主义可能的走偏保持警醒和警惕。一段时期以来,国内部分学者以“厉害国”文体对国家主义治理模式过度褒誉,盲目排斥其他治理方式的有益经验,甚至出现了否定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这都说明国家主义如果走偏,也必将动摇和破坏 40 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成果。从历史上来说,我们几千年的国家治理历史,国家主义的东西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史上,我们也曾陷入全面国家化和高度集权体制的泥潭,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把国家治理从这种泥潭里拉出来,走向一种更加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和充分发挥民间经济有益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上,我们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强调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上“原罪”的审判席。特别是在国际上普遍刮起国家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潮流时,国家主义就与民族主义合流,再加上我们历史上“左”比右好的思维惯性,国家主义走偏的可能性就迅速增大。新中国近 70 年国家治理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对国家主义的走偏保持警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不至于走弯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走上正途。

  (五)理性认知全球化的逆转和进退,积极推动全球化健康良性发展

  当今正在经历的全球大变革中,全球化的确正在经历大反转,但是,全球化大潮是否真的在退却,再也不复存在?鉴于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主要是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我们很有必要对于今天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保持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坚持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对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理性认知就是要理性看待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全球化发展究竟是技术推动的,还是市场推动的,抑或国家的全球化政策推动的?严格说来这三者都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

  第一,技术动力层面。技术进步使得全球互联成为可能,无论是全球互联网还是全球交通技术,都推动了全球性联系。特别是全球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向深度发展的情况下,全球化也随着技术进步向深度发展,网络和智能技术将每一个具体的网络使用者变成了一个个全球化的微观终端,全球化在终端层走向了个体化,个体终端汇聚成了大数据,个体成了全球大数据的一个个最微小的节点,这也可以简称为全球化的“个体化”。

  第二,市场动力层面。全球市场借助国际分工和贸易将全球所有国家联结起来,更深层面是全球价值链将全球生产链条和销售链条跨地区跨国家链接起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全球化由国家间的全球化向深度拓展到跨国公司间的全球化,进而再深化到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化!全球价值链的产生是由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经营成本的最小化和一系列市场要素的价格成本以及组织成本决定的。市场以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深度拓展,从而推动全球化向着公司内部的全球化深度拓展。

  第三,国家的全球化政策层面。国家的全球化政策既受到国家自身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损益判断的影响,也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影响。特别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弊端充分暴露,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并没有一个全球政府进行整体性治理和施救,危难之中的国家只能靠自身施救,因此国家主义回潮就成为各国救治危机的必然反应。反思国家在全球化中穿上的“金色紧身衣”,重新找回经济治理政策的合法性和自主权,这是当今时代国家主义回潮和去全球化政策盛行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西方主要国家由反思全球化弊端走向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乃至仇视全球化,进而推行极端的去全球化政策,这是与技术和市场推动的全球化总体趋势相逆而行的。

  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时代的动力。今天的全球化发展还恰逢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工业化浪潮。众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纷纷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工业化推动了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借助全球化力量走向高潮。因此,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沿着群体性工业化的道路,向着紧密的全球化方向拓展。

  在以上四个方面中,除国家政策层面之外,其他三个层面都在继续推动全球化向深度拓展。在理性认识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站在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全球化发展。

  对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理性认知就是战略上藐视各种去全球化政策,战术上重视其带来的挑战,积极应对,以推进自身的改革,化解风险。

  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新一轮去全球化政策者,其实并不是真正地反全球化,而是要推行由其主导的全球化,其在美墨加自贸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中推行的高标准市场规则,给我们很多非市场化领域带来了新的规则挑战。在挑战面前,我们既要坚持自身的制度自信,但也要顺应大势,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总规律角度重新审视自己,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深层改革。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 年来,很多积疴难改的领域已经日益固化为部门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堡垒,对这些领域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多年来我们期待能够推行改革的强有力政治权威,期待最高领导层能够有魄力强力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之路如逆水行舟,我们不能等到沉疴蔓延,个别利益部门和特殊利益团体的逆改革病变为大面积的逆改革,一旦到那时,改革的推行就更加困难了。由此,改革更需要我们奋发有为地推行下去。

  (六)积极发挥自身在发展领域的优势,着力推动构建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在今天全球大变局和世界发展的转折时刻,发展问题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引人注目。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西方世界界定为是一个民主化问题,是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拢并趋同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大都采用了西方式民主政体。但是发展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工程,西方式民主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只有靠自己结合自身国情不断探索,才能够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化,并奋力挺进到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之中。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进程,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外开放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先行,工业化园区建设,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发展投资与发展合作,等等,这是40 年来中国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取得成就的主要秘诀。今天我们通过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和建立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能力与世界各国分享,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融资和发展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结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共同体;甚至通过平等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发达国家形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真正推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9.2.15.

 

  10.贸易摩擦效应发酵 多国经济受干扰

  年初以来,受全球贸易摩擦冲击,多国经贸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日本23日公布了贸易数据,时隔三年出现年度贸易逆差。为防止贸易和经济下滑,多国正抓紧合作,巩固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

  日本出现年度逆差

  日本财务省2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高企、贸易摩擦负面效应显现,2018年日本贸易逆差为1.2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0日元),为2015年以来首度出现全年贸易逆差。

  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出口总额为81.49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1%,连续两年增加;受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额扩大拉动,日本进口总额为82.69万亿,同比增长9.7%。其中,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石油制品进口额增幅分别为24.5%、20.8%、34.3%。

  从国别和地区来看,2018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为6.455万亿日元,比上年减少8.1%;对亚洲地区贸易顺差为5.545万亿日元,同比减少5.9%。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出口整体增长了6.8%,达到15.9018万亿日元,相比2017年约两成的增速,2018年显著放缓。目前手机零部件等通讯设备对华出口同比大幅减少。

  日本进口额增长9.7%,达到82.6899万亿日元,连续两年增加。其中,对沙特阿拉伯的原粗油和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增加。

  日本进出口均不及市场预期,日本政府乐观地认为,2019年日本经济将以内需拉动为中心,继续走在复苏轨道上,经济增速有望达到1.3%。但专家普遍认为,今年日本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市场机构的调查显示,2019年日本经济增速或只有0.7%。

  日本央行当日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并调降通胀预估,与市场预期一致。市场观点普遍认为,尽管长时间实施宽松政策有弊端,但日本央行并不急于退出大规模刺激计划。

  负面影响广泛显现

  除了日本,许多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摩擦压力下表现不佳,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德国官方日前发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2018年德国经济增长1.5%,较2017年2.2%的增速明显下滑,这也是自欧债危机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分析人士将经济疲弱归结为贸易局势紧张等因素。

  贝伦贝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根•施米丁表示,德国经济遭遇“一系列冲击”。

  德国一些领军企业也受到殃及。外媒报道指出,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受到了部分海外市场销量疲软的影响,而且在新的欧盟排放测试要求下,这些企业只能勉强获批几款新车型。

  德国经济增长在2018年下半年最为低迷,尤其是第三季度,经济萎缩了0.2%。报道称,2018年最后三个月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但德国统计官员表示,德国经济在第四季度可能恢复了增长,从而避免了衰退。

  但施米丁认为,经济萎靡不振可能持续到2019年。报道称,贝伦贝格银行预计2019年德国经济增长仅为1.2%;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预测的增速更低,仅为1%。

  施米丁说:“未来几个月内,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极为阴沉的冬天。”

  报道称,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困境将加深今年对全球增长放缓的担忧。各种风险将给全球前景蒙上阴影,其中包括贸易摩擦和美国大幅提高利率给新兴市场造成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计算机芯片、船舶、汽车和石油产品主要出口国之一的韩国,去年12月份贸易数据意外下滑。韩国贸易部说,受存储芯片和石油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12月份韩国出口比2017年同月下降1.2%,进口仅增长0.9%。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韩国出口同比下降,这是贸易摩擦影响地区和部分经济体的佐证。

  新加坡贸易机构Enterprise Singapore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电子产品和药品发货量大幅下降,新加坡去年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8.5%,远低于路透社调查预期的1.5%增幅,也是自2016年10月出口同比下降14%以来的最差表现。

  印尼国家统计局也表示,该国2018年12月贸易逆差为11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逆差大于市场预期,这也使该国2018年的贸易逆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金融状况恶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会进一步损害投资,并破坏全球供给链。

  多措施对冲下滑风险

  受到贸易摩擦冲击,面临下行压力的经济体纷纷出台措施,防止经济进入下滑区间。

  韩国宣布了包括减税等一系列刺激措施,试图将全球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日本等国更是加紧签订自贸协定。

  从去年12月30日起,日本对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等国家的进口农产品下调关税并放松配额限制,这是11国新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展协定》(CPTPP)的一部分。

  签署CPTPP的11个国家目前也进入升级合作新阶段。上周在东京举行了该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会后各方发布联合声明,表达了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

  会议讨论并确立了有意加入的国家或地区需要完成的具体谈判程序等事宜,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表示担忧。声明指出,为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应大力推进自由贸易,扩大CPTPP的规模。

  根据这份协定,签署国将撤销或削减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提供便利措施。另外,各国还将合作降低手机国际漫游资费,取消跨境数据交换限制,共同制订禁止网络交易诈骗行为的法令等。

  2018年12月30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等11个国家签署的CPTPP正式生效。

  今年2月份,日本还将有进一步动作。届时《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生效,日本将对来自欧盟的进口农产品提供相似的关税和配额优惠,这将惠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荷兰等国的农户。来源:经济参考报2019.1.31.

 

 

 

  11.中美贸易战哪国欢喜哪国忧?联合国报告称负面影响将占主导

  联合国贸发会议2月4日发布了题为《2018年贸易政策的主要统计数据和趋势》(Key Statistics and Trends in Trade Policy 2018)的新研究,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进行了审视。

  报告强调,征收高额双边关税对在各自市场上帮助本土企业收效甚微。贸发会议国际贸易部负责人帕米拉•寇克-汉密尔顿(Pamela Coke-Hamilton)表示,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庞大,两国征收的关税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帕米拉说:“我们的分析显示,虽然双边关税在保护国内公司方面收效甚微,但它们是限制目标国家贸易的有效工具。美中加征关税将产生扭曲性的影响。美中双边贸易将减少,将被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取代。”

  研究估计,在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中,约有82%将被其他国家的公司所获得,中国公司将保留约12%,美国公司仅占6%左右。同样,在受中国加征关税影响的美国价值约850亿美元出口商品中,约有85%将被其他国家的公司所获得,美国公司将保留不到10%,而中国公司仅占5%左右。从机械到木制品、家具、通讯设备、化学品、精密仪器,这一结果在各个领域都是一致的。

  报告指出,原因很简单:双边关税改变了全球竞争力,有利于不受贸易战影响国家的公司。这将在全球的进出口模式中有所体现。

  预计从中美贸易战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更具竞争力并具有取代美国和中国公司的经济能力的国家。该研究表明,欧盟国家的出口增幅可能最大,承接的中美双边贸易额约7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本来可以向美国出口的500亿美元,美国可以向中国出口的200亿美元)。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将分别获得超过200亿美元的收入。

  虽然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全球贸易的主体——2017年全球贸易额约为17万亿美元,但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它们占很大的出口份额。例如,墨西哥将会获得的约27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占墨西哥出口总额的约6%。预计澳大利亚、巴西、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和越南出口规模的增加也将对其出口产生实质性影响。

  然而,研究强调,即使对于因贸易战而出口增加的国家,并非所有结果都是积极的。大豆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对美国大豆出口征收关税导致了贸易扭曲效应,对一些出口国带来优势,特别是巴西,后者突然成为中国大豆的主要供应国。但由于关税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尚不清楚,巴西生产商一直不愿做出投资决定,因为如果关税被撤销,这些决定可能无法带来利润。此外,由于中国对巴西大豆的需求推动价格上涨,巴西以大豆为原料的公司,如牲畜饲料生产,必然会失去竞争力。

  研究还强调,虽然一些国家的出口会出现激增,但全球负面影响可能会占主导地位。贸易争端对仍然脆弱的全球经济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是共同的关切。经济衰退往往伴随着商品价格,金融市场和货币被扰乱,这些都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一个主要问题是贸易紧张局势可能演变成货币战争,使各国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缩水。

  另一个担忧是,更多的国家可能加入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升级到全球层面。由于保护主义政策通常最容易对较弱势的国家造成损害,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能够化解保护主义政策倾向的多边贸易体系,并维持较贫穷国家的市场准入至关重要。

  最后,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贸易巨头的针锋相对的行动可能会产生超越相关国家和部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关税增加不仅损害产品的装配商,还会损害供应商。例如,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大幅中国出口可能对东亚国家的价值链造成最严重的打击,贸发会议估计损失将约为1600亿美元。

  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最初在2018年初达到顶峰,当时中国和美国互相发起约5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清单。2018年9月,对抗迅速升级,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则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0%的关税幅度原定于今年1月增加到25%,但在2018年12月初,双方同意将关税增加推迟至2019年3月1日。来源: 联合国网站2019.2.15.

 

  12.美国智库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贸易增长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网站近日发表文章说,最新研究显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将为全球贸易增加1170亿美元。

  文章援引贸易信贷保险公司裕利安怡集团的研究说,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额今年将增长1170亿美元;对中国来说这将意味着出口增加560亿美元,同时它还将从约80个国家多进口价值610亿美元的商品。

  研究预计,这将使全球贸易增加0.3%,使全球增长增加0.1%。

  裕利安怡集团说,即使一些国家尚未从中国获得任何直接投资,但是由于这一倡议,它们的贸易额也将增加。该集团的高级经济师马哈茂德•伊斯兰说,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加强和基础设施改善以及中国与目标市场之间贸易关系变得更好。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RWR咨询集团统计,从今年1月2日到15日,“一带一路”新项目的总价值就达45亿美元,其中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投资所占比例最高。来源:新华社2019.2.15.

 

 

 

  13.中国海关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AEO互认 通关时间及成本可降低至少50%

  央广网北京1月15日消息(记者刘一荻)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目前中国海关已经与新加坡、韩国等9个经济体的36个国家(地区)实现“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对上述国家(地区)的出口值已占到我国出口总值的约45%。此外,据中国海关调查显示,我国AEO企业货物出口到已实施互认国家(地区)时,查验率可降低60-80%,通关时间和通关成本可降低50%以上。

  海关总署解释称,为促进国际供应链安全和便利,世界海关组织倡导并大力推行AEO制度,旨在通过海关对守法程度、信用状况和安全水平高的企业进行认证,给予企业相应的通关便利,从而在确保贸易安全的前提下,显著提升贸易效率,大幅压缩通关时间。

  目前,中国海关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主要贸易国家为重点,全力推进与相关国家的AEO互认磋商并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中国海关与日本海关签署了互认安排,与以色列正式实施互认,同时与蒙古、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完成了互认磋商;与马来西亚、塞尔维亚、俄罗斯、伊朗、墨西哥等10余个国家正在开展互认磋商。

  此外,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2018年,海关总署以关检融合改革为契机,颁布了新的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出台了新的AEO认证标准,基本形成新海关全国统一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体系,实现了国际贸易供应链上各类参与企业信用管理的全覆盖。在大力推进AEO互认的同时,中国海关对国内AEO企业开展信用评估,通过动态监控与评估,确保中国AEO企业持续守法合规经营。同时,中国海关还对已签署的各项AEO互认安排开展实施成效评估,从通关时间、查验率等不同角度对已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估,推动便利措施有效落实,不断提升AEO企业“获得感”。

  “AEO认证促进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发展,通关效率大大提高,我们基本上不用到现场海关办理递单放行手续,而且查货率低。这不仅方便了企业,而且大大节省人力物力。”海信容声(广东)冰箱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张存荣深表示。

  海关总署表示,今年中国海关将继续积极推进与俄罗斯、伊朗、马来西亚、阿联酋、塞尔维亚、马其顿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海关以及巴西、墨西哥、乌拉圭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海关的AEO互认磋商,力争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发挥好中国海关的作用,更大力度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来源: 央广网2019.2.15.

 

 

 

  14.俄罗斯禁止销售“粉状酒精”

  俄罗斯关于禁止“粉状酒精”的修正案日前生效。

  如今生产和流通“以干物质形式存在、用于获取乙醇含量超过0.5%的液体产品的食品或非食品产品”已成为非法。

  政府解释称,出售“粉状酒精”的主要风险在于,消费者可能会无视商家的建议改变剂量。因此,此类商品就对健康构成潜在危害。

  但是用于生产含酒精的香料化妆品、卫生保健产品、日用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的成分不列入该禁令。

  信息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9.1.10.

 

  15.英国脱欧可能意味着欧盟对英国鱼类征收关税

  如果英国脱欧如期完成,那么英国鱼类在出口至欧盟时可能会被征收关税。英国环境大臣George Eustice近期在下议院举行的一场辩论中证实,英国渔业产品或将被征收关税。

  脱欧后英国仍将与欧盟保持关税同盟关系。然而,除非英国与欧盟达成单独的渔业协议,否则有关鱼类的关税保障将只限于边界计划(NI)范围内。 信息来源:第一食品网2019-01-10

 

  16.法国更新食品补充剂中维生素A含量

  2019年2月12日,据营养成分网消息,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和反欺诈总局”公布了食品补充剂中维生素A新的最大水平值。针对普通人群、10岁或以下儿童、10岁以上儿童,该局提升了维生素A的最大水平值。针对普通人群,允许用于食品补充剂的维生素A最大水平值(如视黄醇当量,RE)从800微克RE提升至1000微克RE。但是,该局并不建议对孕妇或更年期妇女提升该水平值。

  更多详情参见:http://www.economie.gouv.fr/files/files/directions_services/dgccrf/securite/produits_alimentaires/Complement_alimentaire/CA_Internet_RS_Nutriments.pdf、http://www.nutraingredients.com/Article/2019/02/08/France-provides-updates-to-vitamin-A-use-in-food-supplements

  来源:海关总署2019.2.18.

 

  17.WTO总干事对中国参与电子商务规则制定感到高兴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25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记者会,就中国正式宣布参加旨在制定电子商务(EC)规则的有意愿国家磋商表示“这是令人高兴的发展”,期待谈判开始。

  在25日召开的有意愿国家会议推出的联合声明上,中国和日本、美国、欧盟等一起签了名。各方就朝着年内开始谈判的目标启动磋商达成一致。

  一同参加记者会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指出谈判日程尚未敲定,强调“为了体现WTO的有效性,希望今年让谈判有切实进展,在明年谈妥”。据贸易消息人士透露,虽然有人提议从能在谈判中达成共识的规则开始,在有意愿国家 间陆续履行,但美国反对称“若只是一部分国家,就没有意义”。

  25日在达沃斯还召开了日、中、欧盟等约3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WTO非正式部长会议。与会者就通过对话解决贸易摩擦等问题以及WTO改革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文章来源: 共同社2019.1.28.

 

  18.迪拜外国企业分支机构达1985家

  阿通社2019年2月13日报道,迪拜经济发展局DED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在迪拜的外国企业分支机构共1985家,其中,来自英国的企业最多,占总数的28.6%,其次是印度企业13.9%,美国企业12.2%。

  来自海合会国家企业共833家,其中科威特企业占63.3%,沙特占23.3%,巴林占19.1%。

  根据DED的标准,外国企业分支机构必须是由母公司100%控股,以同一名称在迪拜经营且开展同一业务。(编译:史雨辰)文章来源: 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使馆经商处2019.2.18.

 

  19.肯尼亚咖啡产量落后于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

  肯《商业日报》2月14日报道,国际咖啡组织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肯尼亚与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在咖啡产量方面都是保持同步的,然而90年代初期至2010/11收成年度,肯尼亚咖啡种植面积下降了35%,2016/17收成年度的咖啡产量也降至4.5万吨,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所致。

  与此相反,乌干达不仅加大了对咖啡种植的投资,其咖啡发展局还实施了移植计划,2017年乌干达的咖啡产量达520万包(每包60公斤),出口达460万包,成为非洲领先的咖啡出口国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

  在埃塞俄比亚,预计2018/19(10月-9月)收成年度的咖啡产量与上年度保持不变,仍为710万包(约42.6万吨),出口预计为398万包(约23.9万吨)。

  肯尼亚咖啡委员会认为,其咖啡产业业绩下滑主要归咎于投资不利、咖啡行业腐败、销售渠道不畅等原因。文章来源: 驻肯尼亚使馆经商处2019.2.18.

 

  20.商务知识---国际保险业务范围及发展?

  国际保险市场(international insurance market ) 国际间进行各种保险和再保险(或称分保)业务的市场。保险业历史悠久,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保险业具有其特殊性,对经济波动的反应通常比较迟缓,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险业仍有稳定的增长,其增长率还一直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当保险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超越国境,在国际范围建立保险和再保险的合作关系,通过国际范围的危险分散,使保险事业得到稳步发展,因而国际保险市场逐步形成。

  1.主要财产保险。科技发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汽车运输保险、铁路运输保险和飞机运输保险相继产生并发展,进而成为财产保险中的主要险种,同时各险种的责任范围也得到完善。

  2.保险种类延伸。社会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健全,责任保险不断充实于保险领域:有的成为附加险,以法定形式承保;有的成为独立险种并加以细化,如公众责任险分为场所责任险、电梯责任险、个人责任险等。

  3.保险责任范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保险责任范围也不断扩展。如飞机的飞行速度加快,载客量增加,相应的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要求也就增加,保险的责任范围扩大,形成了飞机机身险、第三者责任险、旅客和货物责任险、机场责任险及战争险等保险体系。

  4.无形资产保险。新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工业、新工艺的产生。如电力革命带来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广泛运用,于是财产保险就增添了保险机器安装和损坏风险的安装工程一切险和机器损坏险,进而扩展到无形资产的保险,如利润损失险或营业中断险的产生。

  5.信用保险产生。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投资者可能遭遇外汇风险和信用风险,尤其是国际付款方式的多样化,出口信用保险应运而生。

  6.人身保险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寿命的延长,人身保障内容已从生命保障进入到了生活质量和医疗护理方面的保险,保障程度也体现出时代的特征--高额保险。

  7.科技保险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集装箱运输的推广,核电站的建设,航天卫星的发射及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又为保险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集装箱运输保险、卫星发射保险和计算机犯罪保险相继出台。

  编辑:政策法规处(公平贸易处)2019.3.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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